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三位年轻人——朗道、伽莫夫与伊万年科——在大学里相识相知，以他们的才华与叛逆，在量子革命的浪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自称“三个火枪手”，从学习相对论、量子力学到发表开创性论文，从创办讽刺刊物《物理蠢事》到走向世界舞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科学史上的传奇，更是一段关于青春、友谊与理想的动人篇章。

撰文 | 邸利会

天才似乎总是拥有灵敏的嗅觉，这让他们自发地寻找彼此，最终聚在一起，激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人类文明的夜空。作为这句话的一个生动佐证，我们的故事也要从三个人的奇妙相遇开始。

1924年，年仅16岁的朗道告别家乡，转入了千里之外的列宁格勒大学。他之前读的巴库“大学”是在革命时期仓促设立，多少有点名不符实，而这座位于首都的大学，由彼得大帝于200年前创立，学术传统深厚，或许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大学。[1]在这里，年轻的朗道如鱼得水，他不仅获得了学问的滋养，还交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年的羞涩与孤单也随之渐渐褪去。

长朗道四岁的伽莫夫，是两年前转学过来的。他在家乡的敖德萨（Odessa）大学读了一年后，据说是父亲变卖掉家里大部分祖传银器才资助他去了首都继续求学。伊万年科的求学经历，也符合革命时期一波三折的特点，他在家乡波尔塔瓦（Poltava）中学毕业后，先是在当地的师范学院就读，之后考入哈尔科夫大学，于一年前同样转入了列宁格勒大学。

乔尼、迪姆和道（Jonny Dymus Dau），相互熟络后的三人平时都用这样的外号称呼彼此。伽莫夫总是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穿着他标志性的格子长筒袜；瘦削而高挑的朗道，卷曲的黑发偏向一侧，活像一把倒立的扫帚；而身材略矮的伊万年科，则如同是块法国奶油面包。他们的这个小团体，也有一个集体的称号，叫做“三个火枪手”。[2]

1929年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弗伦克尔（Ya. I. Frenkel）主持的研讨会留存下来三人同框的时刻，左二为朗道（L. D. Landau）, 右四为伽莫夫（G. A. Gamow）, 右二为伊万年科（D. D. Ivanenko）。 | 图源：https://kapitza.ras.ru/museum/landau/biography.htm

在这三个“核心成员”外，还围绕着几位“卫星”成员，包括了两位可爱的女生，一位叫做伊拉（Irina Sokolskaya），擅长画讽刺漫画；另一位是热尼亚（Yevgenia Kanegiesser）[3]，喜欢写诙谐诗。在1927年的春天，另一位成员，布朗斯坦（Matvei Bronstein）也加入了进来。博学而文雅的他佩戴着的眼镜常常滑落至鼻尖，给人学究的印象，连他加入之前就拥有的外号——“修道院长”似乎也与这个团体的风格极其不符，但事实表明，完全不是这样。通过布朗斯坦，这个物理的小圈子也和另一帮天文学的学生圈子，如安巴尔祖米扬等建立了松散的联系。彼时，天文学也像物理学一样，经历着一场革命，因此这种联络倒也不奇怪。[4]

他们的聚点选在了伯格曼图书馆，是一位已故的名叫伯格曼的教授捐赠的大量藏书发展而来，占据了几个房间，教授和研究生都可以使用。“诗人”热尼亚曾用她诙谐而略带夸张的诗描绘了他们某次聚会的场景——

“伯格曼学社多么惬意！

在这欢快的学术陵园，

二十五载间，理论家们相聚。

这里因科学才华闻名，

学林砥柱们，一起叩本问源，

风流倜傥布尔西安教授[5]，

洋装楚楚却慵懒瘫坐。

恰考试临近，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克[6]，

捻着精致的胡须，

马不停歇拟制考题。

伊万年科昏昏欲睡，

吮着棒棒糖在爵士中摇摆。

伽莫夫翻阅书页嘴却不停，

将所有的巧克力统统吃没。

聪慧的朗道，随旋律哼唱，

随时随地准备与人争辩，

此刻，

他正对着一把空椅讨论个不停。”

这张照片摄于一家餐厅的包间里，乔治·伽莫夫扮演“客人”，热尼亚扮演“女主人”，朗道扮演“雇来的乐师”。| 图源：My World Line G. Gamow, Viking Press, 1970

从芭蕾到诗歌，从摩托车到音乐，从弗洛伊德到两性关系，在这里，他们的热烈讨论并不局限在学术。朗道尽管年纪最小，但好像并不妨碍他参与对两性关系的透彻探讨。

“像许多年轻而有才华的学生和初出茅庐的科学家那样，他们喜欢自称‘顺手搞搞科学’，仿佛自己什么都‘随便一看就懂’，科学于他们而言就像是场游戏。一句妙语、一场恶作剧、一场智力或体育竞赛的胜利，这些和科研上的成功一样令人重视。在学生时代，尽管还称不上‘轰动一时’，他们四人也都已颇有成绩。”历史学者弗伦克尔（Victor Ya. Frenkel），在其《乔治·伽莫夫：生平纪事》一文中写道。

显然，表面的轻松难掩刻苦与勤奋。

据朗道的学生和亲密合作者栗弗席兹（E. M. Lifshitz）后来回忆，大学时期的朗道非常用功——

“在列宁格勒——当时苏联物理学的主要中心——他首次接触到了真正的理论物理学，那时这一领域正经历着动荡的时期。他以年轻人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学习，工作如此刻苦，以至于常常精疲力竭，夜晚无法入睡，脑海中仍在翻涌着公式。后来他常描述自己当时如何为广义相对论的惊人美感所震撼（有时他甚至宣称，初次接触这一理论时的狂喜是任何天生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特征）。他还描述了阅读海森堡和薛定谔标志着新量子力学诞生的文章时，自己如何陷入狂喜。他说，他从这些文章中不仅感受到了科学的真正魅力，还深刻体会到人类天才的力量，其最大的胜利在于人能够理解超出想象的事物。”[7]

革命时期对于天才们的另外一重好处是，大学时期的气氛相当“自由”，听课也并非强制，如此学生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并为之投入，而那些不感兴趣的课“混过去”就好。作为非典型好学生的伽莫夫，自然“翘课”是免不了的，老教授赫沃尔松（Orest Danilovich Khvolson）的课，他竟然一节都没听过，令人感动的是，这位教授后来竟然还推荐他出国。伽莫夫最吸引的课程是有关广义相对论。1924这一年，他注册了数学系弗里德曼教授的《相对论的数学基础》[8]。

那时，弗里德曼刚在德国《物理学报》（Zeitschrift für Physik）上发表论文，阐述了膨胀宇宙的思想，开启了宇宙学的新纪元。本来，伽莫夫想着让弗里德曼指导其做相对论宇宙学研究，但不幸的是，弗里德曼在一次乘坐气象气球的飞行实验中感染严重风寒，引发肺炎离世。他的毕业论文导师随之更换为克鲁特科夫（Yuri Krutkov）[9]，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的学生。但他对新的课题——雷利摆的绝热不变量，完全不感兴趣，犯了严重的拖延症。

这里顺便多说几句埃伦费斯特。他可说是俄罗斯物理学独一无二的“贵人”，说他是这些年轻人的师祖也不为过。他本是统计物理大神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的衣钵传人。在1907年－1912年间，他和妻子定居圣彼得堡，办了一个理论物理研习班，讲授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等前沿进展，造就了俄罗斯本土第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如弗伦克尔（Y. I. Frenkel）[10]、弗雷德里克斯（V. K. Frederiks）[11]、弗里德曼等。如果俄罗斯有类似的“科学友谊奖”，埃伦费斯特将会是第一个拿奖的，也许玻尔、狄拉克也要排在后面。

埃伦费斯特虽然五年之后继任物理学耆宿洛伦兹去了荷兰，但依然关心俄罗斯科学的发展。他也很可能在1924年就和这些俄罗斯理论物理的新生代见过面，那一年第四届全苏物理学家大会召开，同学们被抽调去做会务。伊万年科回忆，在那次会上聆听的现代物理学的报告中，他尤其对埃伦费斯特的演讲印象深刻。[12]

物理革命

当过了一百年后，今天的人们毫无疑问会看到，在20世纪初的头30年，物理学经历了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转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双峰并峙将人类对自然的理解推进到了全新的境界。但对于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很多人其实是相当的保守，并不急于拥抱甚至是反对新的概念。普朗克曾经感慨地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会透过说服对手，使他们看见光明而胜利，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逝去，而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三个火枪手”便是这样的新一代，他们对于新的理论和进展，比老一代更为敏感，也更为热情。

他们研读新理论的浓厚氛围，从热尼亚的另一首诗作可窥见一斑：

“你们皆是绿庙圣殿的骑士，

引领众生穿越德布罗意之波浪

弗雷德里克斯伯爵与乔治·伽莫夫，

质疑以太之存在已经无药可救，

还有喧嚷如兄弟的

朗道与伊万年科，

克鲁特科夫——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冷漠之主，

以及让电子起舞旋转的

伦琴研究所的统帅弗伦克尔，

闪耀的福克、布尔西安、芬克尔斯坦，

与求学少年们的微末群像，

你们追随爱因斯坦扬帆起航，

他教导你们要蔑视陈规旧章。

尽管海森堡的理论未竟全功，

玻恩苦心摘取的桂冠也稍显黯淡，

但泡利不相容原理、玻色统计法，

早已征服你们的心灵、智慧与判断。

自然仍披着神秘面纱，

光的奥秘你们尚未洞穿，

原子核的法则仍隐匿未现，

而你们正奋力攻克这难关。

当我们在《物理期刊》研读你们精妙的论文，

所有困惑却愈发朦胧难辨，

唯一的慰藉是想着：博特

定会给你们这群家伙一顿好打。”[13]

“应该说，那时在物理领域，乔、迪姆和道已经把其他人远远甩在了后面。他们向我们解释量子力学中所有新奇惊人的进展。”多年之后，热尼亚回忆道。

从这首诗作看，作为后辈的他们已经不惧怕资深的教授和“权威”，他们眼中的偶像是爱因斯坦，教导他们“要蔑视陈规旧章”。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1927年，伊万年科与朗道联名发表短文，就埃伦费斯特在量子理论中密度诠释的错误，提出批评。埃伦费斯特最终承认了错误，但他随后给熟人布尔西安教授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建议“管束”这两位年轻作者。

这首诗作也反映出学员们对新物理学的进展如数家珍。当然，他们不是只知道罗列些名词术语，而是做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他们对新观点的反应不仅很快，而且已经尝试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1924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提出任何物质同时具备波动和粒子的性质，也就是物质也有波粒二象性。对于这个创建，爱因斯坦极为欣赏，称其“掀开了巨大帷幕的一角”。也是在这一年，印度物理学家玻色向爱因斯坦寄送了一篇有关光量子统计的论文，在没有援引任何经典物理学理论的情况下，推导出了普朗克量子辐射定律。爱因斯坦看后亲自将这篇论文从英文翻译成德文，提交给了《物理学杂志》，以玻色的名字发表。此后，爱因斯坦在另外两篇论文中将玻色的思想推广到了物质领域，提出了玻色气体、玻色-爱因斯坦统计。

对于这些进展，伊万年科记述道——

“我们年轻人对此极感兴趣，开始自行推导某些结论。我产生了将玻色光子统计应用于质量粒子的想法，但找不到支持者——老教授们自己都搞不明白。我曾向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克鲁特科夫解释，可他本质上是力学家而非理论物理学家。在学术小组汇报时，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几个月后假期结束，伽莫夫突然冲进来大喊：‘你的论文被抢发了！’（编者：这里指的是爱因斯坦的想法，伊万年科也想到了。）我问：‘谁发表的？’‘爱因斯坦！’‘什么内容？’‘统计力学研究。’这正是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公式。”[14]

也是在这个时候，伊万年科和他的朋友们了解到，玻尔的“旧”原子理论已然行将就木，急需新的理论取而代之。他们也都渴望自己能参与建立这个理论。不想1925年秋天，海森堡的矩阵量子力学即问世；紧接着第二年，薛定谔也发表了波动力学方程。

伊万年科回忆道，起初他们并没注意海森堡的论文，直到玻尔提起，才立即组织专题研讨会。他们还请数学家讲解其中的数学工具——矩阵理论和矩阵运算。随着次年薛定谔波动力学方程发表，伊万年科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深感遗憾——新理论大厦已然建成，留给我们的只剩些残羹冷炙。”

量子力学新理论的到来刺激了学术界的空前繁荣，伽莫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

“原子与分子结构理论的这一突破性进展催生了数百篇论文，在列宁格勒大学的理论研究小组中，我们所有时间都用于追踪新发表的研究，并试图理解它们。我们三人（朗道、迪姆和我）都尝试用新量子理论改进统计物理学，但未能取得进展。”

1926年，伽莫夫和伊万年科在德国《物理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可能属于他们笑称的“残羹冷炙”之一。他们企图将薛定谔波函数解释为闵可夫斯基相对论四维时空外的第五维。伽莫夫写道，“后来我得知，西欧其他物理学家也做过类似尝试，尽管这一想法极具吸引力，却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虽然第一篇论文是和伽莫夫合写，但伊万年科认为，他和朗道的关系其实更为亲密。他回忆道——

“我和朗道形影不离，每天见面，暑期也保持通信。在合作最密集的时期（1927至1928年初），我每天去道（朗道昵称）的住处（他在亲戚家有单独房间），甚至患流感时也隔着门讨论，而他总用亲切的脏话回应。”

1926年，两人在德国期刊发表首篇合作论文（采用常规方法推导克莱因-戈登相对论方程【Klein-Gordon equation】），这也标志着18岁的朗道正式登上了学术舞台。之后，朗道更是喜欢用科学家发表首篇论文的时间来衡量他们的“学术年龄”，如此这样算起来，朗道反而还要大别人几岁，无形中给人以资深和权威的印象。

与伊万年科感叹“残羹冷炙”一样，朗道之后也常半开玩笑地抱怨自己“生不逢时”：量子力学创立时他还太年轻，等他能做研究时，“重要的工作都已被完成，漂亮的姑娘也都嫁了人”。[14]

他们的初出茅庐之作，尽管在今天看来，确实无法与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泡利相提并论，但也绝非没有价值。只能说，他们最初的“野心”是比较大的。

伊万年科后来回忆：“那时候在涅瓦河堤上散步，我心里想的是，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就是这样坚信的。”迄今为止，科学史家还在强调三个人合著的那篇不可忽视的“大文章”——《宇宙常数与极限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用普朗克常数h，真空中的光速c，万有引力常数G及其组合构建出物理理论的“层级体系”，在这个层级中，玻尔的原子模型作为老量子论被讥讽为“庸俗”。

了解了年轻人的这种“野心”，也许就可以体察他们内心隐藏的不可避免的失落。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朗道就开始对物理学家进行某种排名了。

哲学的烦扰

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诞生的年代，即便是在物理学家的圈层，极端的反对派也并不稀奇。在德国，捍卫经典物理学的声浪加上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歧视，迫使爱因斯坦最终出走。

而在苏联，这场物理学革命与西方物理学革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苏联研究者必须将科学概念调整为与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即辩证唯物主义——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历史学家约瑟夫森（Paul R. Josephson）在其所著《革命俄国的物理学与政治》一书中总结道。

意识形态的侵扰覆盖是全方位的，从资深的专业研究者到青年学生，从实验室到课堂。

1926年，第五届全苏物理学家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国立光学研究所兼职的伊万年科用积蓄参会，作了与朗道共同准备的报告，在其中特别批判了“反相对论者”A.K.季米里亚泽夫（Arkady Klimentievich Timiryazev）。

季米里亚泽夫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以恪守经典物理学，反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闻名。他朋友很少，任何与之意见不同的人都会遭其攻击，他把大学的物理系变成了武装的思想阵地，强迫老师和研究生都加入其阵营。他对资深的院士以及未来的院士，如朗道，一概痛骂；但他会翻检斯大林从1906年起的著作，以证明这位伟大领袖也对现代物理有理论见解。[15]

这个小团体的“桀骜不驯”也反映在他们编辑的一本名为《物理蠢事》（Physikalische Dummheiten）的刊物上。该刊以时而友善调侃、时而尖锐讽刺的笔调，纵论老一辈以及物理学界发生的各样事件，借此磨炼幽默感。

《物理蠢事》这个刊名是谁取的，已经很难考证，或许是大家的集体智慧，不过“蠢事”一词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他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比如，反对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伽莫夫在其自传中回忆了大学时是如何学习这门课的。

1925年春，伽莫夫以全优成绩通过列宁格勒大学所有考试。全优生经教授推荐可成为“候补博士”，但因提前一年毕业，光学研究所所长罗日杰斯特文斯基（Dmitry Rozhdestvensky）教授[16]建议他暂缓申请，以免竞争失利，并安排他在国立光学研究所（GOI）工作。

在这一年里，虽然伽莫夫不用上课或者考试，却遇到了一个麻烦——教育人民委员会刚颁布法令，要求所有专业增设两门必修课：《世界革命运动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他不得不学习这两门新课并通过考试。这两门课的考官也不是大学教授，而是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的特派员。

第一门的考试，伽莫夫感觉较为简单，蒙混过关；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考试很是棘手，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伽莫夫回忆道——

“其中一题问：‘人与动物有何区别？’想起早年我受到的宗教教育，我差点回答‘人有灵魂而动物没有’，这肯定会导致不及格。所幸及时改口：‘没有区别。’‘错！’考官厉声道，‘根据教材，人类会使用工具，动物不会。’‘抱歉，’我反驳道，‘据我所知，猴子会向树下敌人投掷椰子，若没记错，大猩猩还会用粗木棍自卫。’这番说辞是否科学，就留给动物学教授评判了。考后我急于知晓结果——若失败将延迟一年才能获得研究生资格。于是托一位熟识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同学去打探。考官挠头回忆：‘伽莫夫？就是那个谈棍棒猩猩的学生？不算聪明，但勉强通过。’我就这样惊险过关。”

几十年过后，伽莫夫依然耿耿于怀——

“万物皆须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任何偏离都被视为异端而遭严惩。对我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唯有一大‘优点’：它衍生出一个绝妙的双关语（calembour）——不同于大多数文字游戏，这个俄语双关几乎能完美翻译成其他语言。在俄国，最肮脏的骂人方式是以对方母亲为问候对象，俗称‘骂娘’（matershehina）。而讽刺的是：苏维埃政府总用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论战，民众却惯用‘骂娘’（maternal dialect）泄愤。”[17]

尾 声

这些年轻人努力追踪国外的文献并试图有所创建，已经很不错，但他们知道，这还是不够的。像那个年代所有自恃有才华的年轻人一样，如果不去科学的中心——那些欧洲的物理学重镇，如德国的哥廷根、丹麦的哥本哈根去浸染检验，不去与那些伟大理论的创建者见面切磋，又怎知是真正的高手呢？

幸运的是，当伽莫夫的研究陷入瓶颈之时，前面提到的老教授O.D.赫沃尔松建议他，可以去国外访学数月，并乐于推荐大学派遣。1928年夏，他得以前往欧洲访学。[18]第二年，朗道也获得了出国的机会。而伊万年科虽然一样渴望，但遗憾始终未能跨出边境线。[19]

在相对宽松和开放的20年代，这帮“桀骜不驯 ”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尚属平静无忧，展现在眼前的是充满希望的现在和令人向往的将来。但不想进入30年代后，一切都变了。[20]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朗道上学期间，苏联教育正经历激进的重组和教学实验，想法是希望让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为了促进他们达到较高的教育水平，新的教育系统放宽了很多传统上的限制，比如废除了文凭和学术头衔。所以，一个人可以无需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大学，无需正式的大学文凭就可以开始研究生项目，无需博士学位就可以被聘为教授。朗道除了他的自身天赋外（他13岁即掌握了微积分），无疑也受益于这种看似混乱但实则“宽松”的状况。1920年，当中学学校课程被革命的混乱打断时，12岁的朗道在家学习了一年。据栗弗席兹的说法，13岁的朗道中学毕业之后，父母觉得他年纪太小，不适合上大学，于是在巴库经济技术学校读了一年。第二年，他进入巴库大学，同时在物理数学系和化学系学习。但这所新大学本身是革命中仓促成立，有点名不符实，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两年后转入的列宁格勒大学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参考：Kojevnikov, Alexei B. 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

［2］参见伽莫夫自传中对两人的描述。My World Line G. Gamow, Viking Press, 1970.此外，关于伽莫夫转学列宁格勒大学之前的经历，可参考Френкель В.Я. Георгий Гамов: линия жизни 1904–1933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Г.А. Гамова)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94.Т. 164, № 8. Август. 弗伦克尔 V.Ya.，乔治·伽莫夫：生平纪事，1904–1933（纪念伽莫夫 G.A. 诞辰90周年），物理科学进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现简述如下：除望远镜和显微镜外，伽莫夫未提及其他激发科学兴趣的外因。但敖德萨“马捷西斯”出版社（以刊印自然科学著作闻名）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回忆自己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该社出版的相对论科普书，肯定也读过洛伦兹《物理学教程》的俄译本……1921年中学毕业时（其父任教的学校），伽莫夫进入当时的新俄罗斯大学（后改称敖德萨大学）数理系。虽然当地有曼德尔施塔姆、帕帕莱克西等杰出物理学家，但他们都在工学院任教。大学物理系由分子物理学家卡斯特林教授主持，其坚持“没有实验演示就不开课”的原则（曾宣称“不愿用粉笔空谈”），导致物理课程长期停摆。伽莫夫与数学家卡甘（主持“马捷西斯”自然科学部）和沙图诺夫斯基关系良好，并在两人指导下自学并研究了某些问题。伽莫夫曾调侃沙图诺夫斯基被学生指出心算错误时的妙答：“数学家不该像银行职员那样纠结计算！”

［3］热尼亚在1931年与鲁道夫·佩尔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结婚。佩尔斯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物理学家，后加入英国籍。他曾是英国核计划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离开俄国后先居德国，希特勒掌权后又移居英国。热尼亚精通俄语、德语、英语诗歌。1956年，伽莫夫来欧洲休假，曾写信给她，信中充满温情与友谊，并附上凭记忆抄录的她最为精彩的一些诗作。热尼亚还有一位妹妹是生物学家尼娜。

［4］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苏联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驱，其学术成果涉及天体物理学、半导体、量子电动力学和宇宙学领域，并著有多种儿童科普读物。其传记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读，见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维克多·阿马扎斯波维奇·安巴尔祖米扬（Viktor AamazaspovichAmbartsumian，1908年9月18日—1996年8月12日）是苏联和亚美尼亚的天体物理学家及科学管理者。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被广泛认为是苏联理论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

［5］维克托·罗伯特罗维奇·布尔西安（Viktor Robertovich Bursian, 1886-1945）于1886年12月25日（旧历）出生于圣彼得堡。他1904年以金质奖章毕业于预科学校，随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并于1906年应F. 帕邢（Louis Carl Heinrich Friedrich Paschen，1865年1月22日—1947年2月25日）的邀请，赴德国蒂宾根大学深造。1910年，V. R. 布尔西安开始执教，1918年成为大学和理工学院讲师。1918年，V. R. 布尔西安成为由A. F. 约费院士创立的物理技术研究所的首任科学秘书，随后被任命为该研究所理论部的首任主任。他主持的量子力学研讨班汇聚了苏联量子力学史上的主要人物——福克、弗雷德里克斯、弗伦克尔等。苏联量子力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新量子力学基础》（Osnovaniia novoi kvantovoi mekhaniki，1927年）就是以研讨班上的论文为基础写就。1932年，他成为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理论物理系的教授兼系主任；1933年担任物理学院院长；1934年出任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科学研究所所长。1936年，V. R. 布尔西安在大清洗中被捕并在狱中去世（后获完全平反）。参考：É. V. Bursian, A. I.

Usp. Fiz. Nauk 155, 317-321, June 1988.

［6］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克（Vladimir Aleksandrovich Fock，1898年12月22日—1974年12月27日），著名苏联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领域做出了奠基性工作。他1922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也曾在约费研究所、国立光学研究所（1928–1941年）、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34–1941年、1944–1953年）以及物理问题研究所（1954–1964年）教授理论物理学课程。

［7］E. M. Lifshitz (1969), Lev Davidovich Landau (1908-68),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15:140-158.

［8］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里德曼（1888年6月16日—1925年9月16日）是苏联著名数学家、气象学家、宇宙学家。他在1922年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的一个重要的解，即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尔克度规。弗里德曼从数学角度发现，爱因斯坦在证明宇宙静态稳定时犯了个代数错误——除以了可能为零的表达式。1924年他在发表的论文中阐述了膨胀宇宙的思想，即曲率分别为正、负、零时的三种情况，称为弗里德曼宇宙模型，其中宇宙膨胀于1924年被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所证实。

［9］克鲁特科夫（Yuri Krutkov），他1890年生于圣彼得堡，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师从埃伦费斯特，是俄罗斯第一代纯粹的理论物理学家。1918年起在工学院工作，讲授物理学课程。1921年起任彼得格勒大学教授。1922年起任俄罗斯物理化学学会物理部主任。他在1922-1923年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去德国和荷兰工作，正是他去见了爱因斯坦，说明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对的。1936年12月30日因“普尔科沃案”（Pulkovo case）被捕。1937年5月25日被判处十年劳改营徒刑，遣送至坎斯克劳改营（Kanskcamps）。在押期间坚持科研工作，曾与图波列夫（A.N. Tupolev.）、科罗廖夫（S.P. Korolev）等人在“沙拉什卡”（sharashka，特殊监狱研究所）共事。1947年获释，重返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担任理论力学教授。1952年因原子物理研究获斯大林奖。1957年平反昭雪。

［9］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年1月18日—1933年9月25日），奥地利数学家、物理学家，1922年取得荷兰国籍。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统计力学领域及对其与量子力学的关系的研究上，包括相变理论及埃伦费斯特定理。

［10］弗伦克尔（1894-1952）是列宁格勒理论物理学家中最活跃的一个，一生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二十部专著，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凝聚态物理。1926年深秋，弗伦克尔从德国学术休假归来后，就开设了他在苏联的第一门量子力学课程。他指导过很多学生，包括朗道和布朗斯坦。他也长期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反对者做斗争，他坚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渗透自然科学，认为其无法为物理学贡献任何东西。参见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1］弗雷德里克斯在1914年至1918年间曾在哥廷根师从希尔伯特，他在1921年出版了第一本俄文的广义相对论介绍，书中指出了非欧几里得几何的作用，时间作为与空间测量不可分割的量，以及新引力理论中对绝对空间和时间的拒绝。在弗里德曼和弗雷德里克斯第一次合作著作《相对论理论基础》（Osnovy teorii otnositel'nosti）中，使用张量分析“从逻辑上相当严格地阐述了相对论理论”。

［13］这里提到的博特的“一顿好打”，指的是他与盖革的实验，彻底否定了玻尔关于康普顿散射中能量不守恒的假说。

［14］V. L. Ginzburg, “for Davidovich Landau: the physicist and the man!”, About Science, Myself and Others. CRC Press, 2019.

［15］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6］德米特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Dmitry Rozhdestvensky）是俄罗斯物理学家、苏联光学工业奠基人之一，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18年，他当选为俄罗斯物理化学学会主席，并兼任物理部主任。同年，他发起创建了国立光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及科研负责人直至1940年。他在光学物理领域发表了数十篇开创性论文，创立了光学学派，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光学研究圈。

［17］G. Gamow，My World Line, Viking Press, 1970.

［18］根据档案资料，早在1926年，赫沃尔松就已推荐伽莫夫为候选人申请人民教育委员部于1927年夏季学期到德国交流，直到1928年5月以后才有进展。他出国后，很快作出世界级的成果，第一次利用量子隧穿效应解释了原子核的α粒子衰变。参见Френкель В.Я. Георгий Гамов: линия жизни 1904–1933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Г.А. Гамова)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94.Т. 164, № 8. Август. 弗伦克尔 V.Ya.，乔治·伽莫夫：生平纪事，1904–1933（纪念伽莫夫 G.A. 诞辰90周年），物理科学进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

［19］1931年回到列宁格勒后，朗道先是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了一年，之后移居哈尔科夫，担任了成立不久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主任。正是在那里开始，他建立了其影响深远的“朗道学派”。伊万年科1927年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物理数学研究所作研究生，后留所工作。1929年－1931年，他到了哈尔科夫，担任新成立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首任主任，他还是1929年5月首届苏联理论物理会议的组织者之一。1931-1935年，伊万年科回到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929年底，斯大林提出“大突破”（Great Break），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随之结束，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加速，文化革命开启，他们不可避免地惹上了麻烦——1931年，伽莫夫回到苏联后就被限制出境。在核物理大发展的时期却无法与国际同行交流，他在无比郁闷之下，于1933年借布鲁塞尔开会之机离开了苏联；而朗道将在大清洗的1938年被捕入狱一年，险些冤死狱中。伊万年科则在1935年2月8日因基洛夫事件（the Kirov affair）被捕，以“社会危险分子”罪名判处3年劳改，送往卡拉干达劳改营。一年后，由弗伦克尔、瓦维洛夫、约费等人的积极营救，改判流放托木斯克（Tomsk）。而“三个火枪手”共同的朋友布朗斯坦，已经于1937年8月6日在基辅的父母家中被捕，1938年2月18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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